“老外”在中国急剧减少！这一趋势须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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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长期包容全球高端的顶级人才，在当下中国，仍然是需要深度解决的难题。
感谢栾建章主任的邀请，选取了一个非常重要、贴地气的主题进行探讨。
这可能是全国乃至全球第一个聚焦在“身边的国际社会”为主题的研讨会。国际社会看似高大上，其实就在“身边”。比如，我微信朋友圈里差不多有三五百位老外朋友，有外交官、外媒、外国商人、外国学生等，加上可能超过千位的旅居海外中国人，每天的点赞关注聊天就很容易形成“身边的国际社会”。
然而，我发现，微信有加好友限制，加到5000个朋友就无法相互查看朋友圈，只能用于聊天。近几年，微信将权限扩展至1万个。但1万名额恐怕对不少从事社会交往的人，尤其是在中国的老外未来会越来越多的预期下，肯定是不够的。
从这个角度看，“身边的国际社会”要构筑、提升，进而推动中国的全球强国之路，首先要做好基础设施领域的突破与扩容，这包括金融、营商、管理等多项制度基础设施的扩容。
从长远看，中国要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要有吸纳与兼容更多全球人才、外国精英的参与，真正做到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坚持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环境”。
外国精英在中国长期居住数量、融入中国社会的难易程度，与中国和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融洽度密切相关，也会关系到能否更容易地化解当下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摩擦。
更重要的是，从长远看，且不说要不要像当年盛唐时期那样长安城里到处是外国人、外国人能当中国高官的盛况，至少可以说，当前在中国社会长期居住与工作的外国人数量与外国人才质量，与全球强国的地位还远远不符，甚至有一些隐忧。
据统计，近年来中国外国人总量在增加，但中国人传统意义上的蓝眼黄发“老外”数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减少。据第七次人口普查，2010年到2020年的10年间，发达国家公民长居在中国的数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比如，居住在中国大陆的法国人从15,087人下降到了9196人，跌幅约40%。美国人由7.1万减少到了5.5万，降幅23%。长居中国的德国、意大利、日本公民人数也在下降。
作为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上海的外国人数量从2011年的20.8万人下降到2021年的16.3万人。我住在北京望京街道，是较为国际化的街区。十年前，望京据说有近10万韩国人旅居，现在可能只有2万。中国的外国居民占比约0.05%，这个数据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言，实在是太低了，既不如日本和韩国的人口中有超过2%的外国居民，连老挝（约0.8%）、柬埔寨（约0.5%)都不如。
改革开放45年来，中国的外国居民数量总体是呈逐年上涨之势的，但近年来上涨最快的仍是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比如，来自缅甸的居民过去十年从3.9万人增长到35万人，增长了7.8倍。这绝非歧视发展中国家，而是说，一般地看，来自发达国家的高端人才比例更高，中国应该同时要引进更多来自发达国家的外国高端人才。
然而，如何长期包容全球高端的顶级人才，在当下中国，仍然是需要深度解决的难题。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学者菲利普·戴布维格曾在2010-2021年间受聘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离开后的第二年即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事例，成为中外学术圈茶余饭后的谈资。
总体讲，发达国家的居民近年来在中国人数的减少，有新冠疫情原因，也有中美博弈加剧的原因，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平时在公开场合很少讨论的原因，即中国实际运行的政策细节与社会文化离能顺畅包容外国人的水平还差得很远，离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从整个政策落实、财税吸引、营商环境、社会架构、舆论导向等方面，主动改革与扩容更多外国高端人才。
具体地看，至少可以在四方面继续发力：
一是继续在吸引外资、营商环境等各方面深度发力，保持外资快速提升。2020年中国吸引外资一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从过往十年看，中国吸引外资平均保持在1600亿美元上下，相比于美国长期保持在3000亿美元左右的差距仍相当大。外资的快速增加，是提升国内发展预期、化解西方围堵的重要手段。在这方面，按照加入WTO原则，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在关税壁垒、银行金融、邮递服务、证券保险、建筑旅游、教育通信等方面的外资准入方面，能做的还有很多。
二是社会观念与文化氛围上包容外国人。当下中国舆论中出现一些非主流、却很嘈杂刺耳的评价黑人、白人的声音。“非我族类，必有异心”的观念，与中国文明古国的包容传统不符，也不足以体现中国的大国自信。尤其是中西博弈加剧的大背景下，是否能平常心对待老外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来华普通民众，考验的是中国人对外交往的平常心。判断一个种族的好与坏，要因人而异，而不是一人犯错就牵涉其全部。根本标准，应是法律。老外若犯法，与国人同量；老外若长居，也应等同国人。不卑不亢，平常心待之，以法律为尺度，而不是以文化偏见与社会成见为尺度，是现代大国公民对外交往的重要价值观。
三是要在财税、居住、旅游以及日常生活方面要有快捷与简化的通道。要设身处地地思考，一位国外来华留学、工作与长居的外国人，要开通微信、支付宝、信用卡、社保、医保、养老保险等生活必需手续，应该国民待遇化，要有与普通中国公民一样的简化方式。“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关键是，在保持总体安全的前提下，还要推动发展，同时，在不断推进中高速的发展同时，也能保持总体安全。不以安全为先、扼杀发展与对外交往，是考验地方治理的重要标准。
有一次我去中西部某县城调研，当地县领导讲述近年来当地经济压力，其中原因之一归结为中美博弈加剧。而实际情况是，当地几乎没有外国人长居、甚至没有外国人来旅游，又谈何受中美博弈的影响呢？由此看，地方政府如何真正地做到“统筹安全与发展”，需要有精细化的基层治理水平。在这方面，日常有上万外国人居住的浙江义乌，近年来创办“外籍商友卡”的案例非常值得借鉴与提倡。
四是在中国知识界对外交往的审批程序上也可推动改革创新。如果说官员与外国人交往需要审批报备是国际通例的话，那么，中国知识界与外国学者、企业、使馆、媒体及相关人士的交往不妨可以放开，至少可以把事前审批制改为事后报备制。对外交往，对每一个中国学者的成长性就像是看书、健身，如果每次看书与健身，都要求写请示的话，一定会抑制日常看书与健身的动力与频次，最终损失的是中国对外国家形象。
总之，“身边的国际社会”的讨论非常重要，关切到如何扭转中国当下发展外部环境的全民参与问题，更与当前中国政策执行过程的落实程度与实际效果问题。
在习近平总书记不断要求“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央不断强调对外开放宣示让世界各国无限期待的背景下，出现当前发达国家长居中国人数减少、在海外舆论中不断爆出类似“中国不包容外籍人士”“在中国旅游非常不方便”等论调时，我们不得不反思与提醒中国各级政府须检核各项对外交往政策的细节。毕竟，“细节决定成败”，也决定着中外交往的实际效果，更决定着“身边的国际社会”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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